把袁隆平骂上热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

南风窗 @ 2019/10/20




自从“90后”的袁隆平先生获颁共和国勋章之后,骂他的人顿时就少了。


之前批评乃至“糟践”老先生的人大体上有两种。一种是打着什么派的旗号,自觉可以代理“群众利益”,说杂交水稻其实就是转基因,故而袁隆平是在毒害中国人;另一种是还没有高大上到有个什么派,就是些热衷是非的庸人,有的是闲工夫盯着人瞧,一有机会就骂,比如多年前袁隆平摸了一下豪车,就被“骂到飞起来”。


突然间,干瘦老者袁隆平后面站了个壮汉,“义正辞严”的人们就全都散了,洗洗睡了。


庸人不值一驳,也驳之不尽。袁隆平被造谣有多辆豪车多处豪宅,即便真有,那又怎样?在一些人看来,袁隆平决不能动买豪车的心思,但同样是这些人,换一个对象,他们又会说钱是人家挣的,怎么花是人家的自由。


真正堪忧的是那些说杂交水稻是转基因、袁隆平毒害中国人的人。


袁隆平已经多次分析回应过,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。在这里且不讨论科学问题,想要谈谈的正是这些人最热衷的道德判断:究竟怎样才是毒害中国人呢?



没有历史的中国历史

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,但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。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,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。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”


他不够了解中国,不像京都学派以及费正清、李约瑟这样的外国汉学家们那样做足功课,在简单的朝代更迭之外,更发现文化、思想、制度的因时而变。


然而黑格尔的话也不无道理。政治革命,只是推翻政权取而代之,没有对社会基础进行彻底的改造。自有物证的商朝以来,一直到辛亥革命,中国历史的确就是政治革命循环的历史。


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言简意赅地分析过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: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,而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。1798年出版的《人口论》中说:“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,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,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。”



即便在古代盛世,饥饿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过。政治稳定、农业技术进步加上新的农田被开垦出来,都会增加粮食供应。因为还没有现代工业,剩余的粮食既无法久存,也不能转化为其它价值载体,唯一的利用方式就是生出更多人来把它消耗掉。因此“盛世滋丁”,人口迅速增长,最终超过土地承载能力。


当政治治理出问题,对百姓求索过度,或者遇上大面积的灾害,粮食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。粮食不足,换个说法就是人口过剩,不管以何种方式,总要消灭掉一部分人口,这是物质条件决定的。政治革命,就是以战争这种最暴烈的方式达致这一结果。


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阴谋行为,每一次成功与不成功的暴烈政治革命,背后几乎都与饥饿有关。


商周之交、汉末、唐末、明末清初,被称为历史上的四次小冰河期,小冰河期的意思是气候太冷,作物难以生长,人们没饭吃。所以这四次小冰河期都对应着惨烈的政治革命,前三次,人口减少80%,最后一次,即明末清初,人口减半,从比例上看少折损一些,是因为玉米、红薯、土豆等抗寒作物在此之前传入了中国。


除了这四次小冰河期,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,每一次都会给史书加入一句话:“赤地千里,饿殍遍野,人相食。”这样的记录,从尧舜时代到清朝,一共有113次。我们引以为豪的汉唐时代恰恰是最集中的,两汉有15次,唐朝有20次。


杯酒中的盛唐,未尝不是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


因为饥饿,唐末农民起义,黄巢的军粮一度主要是人肉,出征之前先到处屠杀,将男女尸体以盐腌渍,车载出发。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巨大的石磨,将人肉磨成肉末,制成干粮,以便于士兵携带和保存。这样的历史,可谓不忍卒读,然而翻开史书,却无法回避。


再说两个比较近的例子。太平天国运动绵延14年,人口从4.3亿减少至2.3亿;民国一共38年,2亿人非正常死亡,其中多数死于饥饿——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,1949年以前,中国每年有300到700万人饿死。


“命如草芥”,这不仅仅是一个成语,它是历史上中国普通百姓用枕藉的尸山来见证的。


中国的草木,是全世界最命运多舛也最伟大的草木,因为草根、树皮常常被吃尽。无皮的树,无根的草,无力的人。



劝君莫骂袁隆平

中国人重史,因此自有文字以来发生的灾害、战争,都有数字历历在目。


一位知名学者在讲课时,曾经梳理过历史上的战争、动乱带来的死亡数字,令人动容。不过在最后,在探寻这些历史记载给人们的启示时,却将原因归结于“有什么深仇大恨”。


这是昧于现象。


历史上的残杀,不是因为仇恨,而是因为饥饿——没有饭吃,揭竿起义,起来抢他人的饭吃。总之在那样的岁月,总要有人被粮食不足所消灭,与其等着被消灭,不如消灭别人。当饥饿折磨着数以千万计乃至以亿计的人口时,一切文化和道德的教条都将失效,人类社会迅即沦为动物世界,甚至比它更惨酷,变作人间地狱。



江山在古代又被称为“社稷”,社是土地,稷是粮食。这个词语直达本质地告诉我们,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,归根到底就是怎样解决人的吃饭问题。


如果按黑格尔的方法论,从辛亥革命开始,中国便“有历史”了。五四以后,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革命成为举国共识,建立一个从基础上就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国家政权,是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。这样的一个国家政权,最终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
有了“历史”,吃饭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,仍然继续困扰中国人,饥饿并未因为社会变革而远离,饿死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人。


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,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:中国人口众多,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,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。同样,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,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。这大概是新条件下的中国崩溃论的鼻祖。


数十年后,中国人宣告,以占世界不足9%的土地,养活21%的人口。从大条线上说,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变革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,推动了生产力发展,而在这样的高度概括性的叙述背后,是数亿中国人的自强奋斗。



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因而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,就是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倾注毕生心血的研究与实践。当然,做出卓越贡献的农业科学家不止袁隆平一个,仅育种一个领域就有无数人在努力,还有农药、化肥、机械的不断改进相配合。


是这些科学家们,帮助中国彻底摆脱了“马尔萨斯陷阱”。袁隆平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自信地表示,过去那种饿死很多人的情形永远不会出现了。


挨饿问题解决了,同时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支持,国家方能强盛,才不再挨打;而人民也才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,命运不再被土地所绝对支配。


且不说什么“有了英雄而不知道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”了,至少不能端起碗吃白米饭,放下筷子骂袁隆平。今日生存容易,社会多元,空闲充足,许多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挑剔与抱怨一切,但别忘了,一些人之所以可以轻松地活着、任性地骂人,与袁隆平有关。

 


作者 |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 李少威

编辑 | LL

排版 | GINN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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